蓬莱水城:从千年古港到人间仙境的历史传奇
蓬莱水城
水母网8月22日讯(撰文/YMG记者 凌云鹏 摄影/YMG记者 柳昊杰) 蓬莱，也被人们叫做“水城”，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缘于蓬莱阁脚下的那片千年水域“蓬莱水城”。向前追溯，“蓬莱水城”是清代的“登州水城”、明代的“备倭城”、宋代的“刀鱼寨”，再往前，其实就是兴于春秋战国、盛于汉唐的“登州古港”。只是到了今天，“蓬莱水城”不再有千百年前“登州古港”的壮阔，然而，这一隅水城已然成为仙境之都的图腾，向中外游人展示着发生在山海之间的历史传奇。
早在新石器时代，蓬莱的航海活动就已兴起，使古老的登州海道闻名于世，登州古港也因此成为龙山文化传播的交汇点。春秋战国后，登州古港成为历代王朝开展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便捷通道。作为中国古代南北海运交通的重要枢纽，登州古港与泉州、明州（宁波）、扬州并成为中国“四大通商口岸”。港盛城兴，登州古港的繁盛直接带动了一座古老城市的兴起，登州（蓬莱）被长期作为州、府所在地，成为胶东半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时间长达千年之久。
蓬莱水城的千年演变，从经济商港、文化驿站到宋元明时期的军港要塞，直至今天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走过了兴起、发展、鼎盛、衰退、保护的坎坷道路。它用自身的沧桑历程展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更成为黄渤海双手托举起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登州古港，千年史前崛起的天然港湾
从蓬莱水城南端的振扬门登上城墙，俯瞰城墙包裹的水域，辽阔壮美，不时有游艇载着游客驰骋在水城之中。但在导游徐薇的介绍中，现在25万平方米的蓬莱水城只是它前身登州古港的三分之一。游走在3000米周长的城墙之上，蓬莱水城的过去渐渐走进我们的视野。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5、6千年前）的地质年代，在蓬莱市区西部、西北部便形成了一片面积较大的半封闭式的天然海湾，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天然海湾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我们称之为‘登州海湾’。”徐薇介绍说，海湾水深一般在5米左右，最深处在今蓬莱市区西北部一带，达7米以上。登州海湾东西地势低矮平坦，中间是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开阔水域，地形隐蔽，条件优越，是一处适合开展海上活动的优良天然海湾。
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蔡志书告诉记者，有了这片水域，原始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登州海湾，进行海上活动。最初的海上活动与经济生活有关。当时，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经过庙岛群岛开始了海上交往，登州港湾成为山东半岛向辽东半岛传播龙山文化的重要中转站。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海上交往一直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徐薇和蔡志书所说的登州海湾就是今天蓬莱水城的“母体”。随着时代的推移，受地壳运动影响，登州海湾的范围大大缩小。至5000年前后，海湾面积约50万平方米，仅为原来的约二分之一。这时，“登州古港”的雏形渐渐显现出来。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登州海湾发生了较大变化。621年，唐朝在山东半岛设立登州行政区。707年，登州治所由牟平县迁至蓬莱县，登州海湾遂正式命名为“登州港”，距今有1200余年的历史。由于自然条件和环境的恶化，港湾面积继续缩小。至唐朝初期，港湾面积约有30万平方米，约为原始海湾的三分之一，大致奠定今天“蓬莱水城”的规模。
商港驿站，见证“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关于蓬莱水城在历史上的作用，导游科长王晓楠向记者梳理了一条清晰的脉络。“在秦汉隋唐时期，登州古港主要是作为经济文化交流的商港和驿站存在着。那时，无论是徐福东渡还是日本派驻遣唐使，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往来主要是靠这处港口，以及由它生成的那条‘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事实上，以登州古港为起点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早已形成。这条航路从登州古港出发，经由庙岛群岛穿过渤海海峡，在辽东旅顺老铁山转航鸭绿江口，然后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和东南海岸航行，由对马岛穿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北九州。“秦代著名方士徐福正是沿着这条航道东渡日本的。”徐薇说，到了汉武帝时期，海上巡游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先后举行过7次海上巡游活动，历时23年。不仅组织了大批求仙船和求仙人，还想亲自出马，从蓬莱乘船渡海求仙，因群臣苦谏海上风大危险，只好作罢。
站在北城头的水门位置远眺，虽然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遥遥无踪，但眼前似乎顿生出那条海上丝绸之路，让人拥有无限遐想。“从汉代开始，这条丝绸之路进行的是中国向日朝的‘移民’和日朝向中国的‘朝贡’双向交流活动，登州古港承担了输送‘移民’和‘贡使’的双重使命。”王晓楠说，以蓬莱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在移民、朝贡和经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中、朝、日三国之间友好交往的桥梁和纽带。
隋唐时期，登州古港发展到鼎盛时期。作为国际文化和经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中国南北海运和贸易活动的枢纽，登州古港成为中外驰名的著名商港。在《新唐书》中记载了唐代的主要海运航线：“一条在南方，称作‘广州通海夷道’，通往南洋、印度洋；一条在北方，称作‘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把一条航线详细记载于国史之中，这在史书中并不多见，足以看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在唐代的重要地位。
“隋唐时期利用这条航线经登州中转的日本‘遣隋使’、‘遣唐使’有11批。均由登州古港登岸，再转赴唐京。除了朝贡，当时古港的商贸活动也十分活跃，中日商人经常在这条航道上往来经商。”王晓楠说，当时的登州古港舟船飞梭、商使交属，呈现出“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的繁荣景象。
海防要塞，从防御外族到封闭的“刀鱼寨”
登州古港的繁荣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唐代之前，虽然汉武帝曾在蓬莱求仙筑城，开创了蓬莱建城的历史，但登州、蓬莱还不是行政区划单位。唐贞观八年，设置蓬莱镇，时值唐太宗正欲建立水师基地，备战征讨“高丽”。因此可以说，是战争使这个“北方重镇”脱颖而出。唐神龙三年，登州治所迁到蓬莱，蓬莱镇升格为蓬莱县，隶属于登州。在随后各个朝代，登州、蓬莱均被作为州、府所在地，成为胶东半岛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至今已有1300年的城市历史。
现在的蓬莱水城里，正在修葺的古船博物馆珍藏着巨大的元代战船，引人驻足。其实，战船的起始源于宋代，为了防御外族入侵，宋代朝廷将蓬莱水城建筑城海防要塞，封湾闭港，“刀鱼寨”了走进历史记录。此始，蓬莱水城由极盛走向渐衰。
北宋中期，北方地区政局动荡，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在北方地区势力日益强大，构成了对宋朝的政治和军事威胁。特别是辽国，扩张势力强劲，把东北、华北的大片地区划进了自己的版图。登州由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变成了北方海疆重镇，与地处辽东半岛的辽国隔海相峙。
“面对日益紧张的周边局势，北宋朝廷采用了闭关自守对策。在防止间谍活动、防止北宋朝各种战略物资流入辽国、维护北方海疆安全，北宋庆历元年宣布实行‘海禁’政策，封闭登州古港。”蔡志书说，海禁政策剥夺了登州古港作为国家对外航运基地的资格，使其变成了单一功能的海防军事边塞。此后的元、明、清各个朝代，海禁时紧时松，登州古港步入了时间长达800余年之久的闭关自守时代。
既然要守海保疆，就需要修筑坚固的军港。庆历二年，登州知州郭志高带领蓬莱军民实施了大规模的港口改建工程，在濒海的丹崖山周围建寨栅以防敌侵，在登州古港入海口处筑沙堤以护战船，在港口东西两侧建寨城以安军营。经过精心设计和艰苦施工，一座功能完备的“海防军垒”雏形渐备。
为何建成的水军要塞基地名曰“刀鱼寨”？徐薇解释说，这因海港内驻泊的形如刀鱼战船而得名。由于船体狭长，形状很像刀鱼，所以人们把它称作刀鱼战船，将驻泊港口称为“刀鱼寨”。刀鱼战船是北宋时期普遍使用的一种浅海巡逻船，每船可载百余人，帆浆齐备，操船灵便。其船身狭长，长宽之比超过4：1。故航行速度很快，适合海上巡逻、作战，被朝廷选定为批量建造的定型战船。
蔡志书说，以“刀鱼寨”的落成为标志，登州古港的港口性质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自然港变成了人工港，繁华的商贸港口变成了威严的军事重地。
军港基地，抗倭保疆巧妙修筑“备倭城”
今天，历经千年沧桑的登州古港已演变成蓬莱水城，呈现出“城围水、水环城”的美丽样貌。游走其间，不时可以看到古代的炮台和那些存留至今的守海保疆的铜炮巍然屹立。军港的气息犹在，述说着那段抗倭御敌、守土保疆的历史。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之后，登州古港深深地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明王朝继续推行的‘海禁’政策是‘内忧’所在。而当时日本武士和商人结成的‘倭寇’骚扰中国沿海地区的活动不断升级，构成了明代登州古港的重大‘外患’”。徐薇说，“倭患”始于元朝末年便频扰登州，到了明代，倭寇骚扰中国沿海地区更加频繁，为害深重，登州境域亦再三遭到劫掠。
严酷的“内忧外患”迫使朝廷对登州（蓬莱）的城市和港口功能重新定位，明洪武九年，明太祖将登州（蓬莱）升格为登州府，将军事编制由守御千户所升格为登州卫。此时，登州卫指挥使得到朝廷批准，开始在登州古港的基础上兴建防备倭寇入侵的“备倭城”。
“今天的蓬莱水城几乎是明朝‘备倭城’的原版，只是对部分设施进行了复原和重建。”徐薇说，谢观修建的“备倭城”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海港设施，包括以城中“小海”为中心的防波堤、水门、平浪台、泊船码头等；二是陆地设施，包括城墙、城门（南面振扬门）、敌台（北面前楼）、炮台、驻兵营房、署衙等。城内水域为南宽北窄的“小海”，水深4米左右，供船舰停泊和水师演习使用。“备倭城”的对外通道有两条：一条是水上通道，即位于“小海”最北端通海的水门，专供船舰出入；一条是陆地通道，即位于“小海”最南端的振扬门，供车门行人出入。
“备倭城”还抱着军港，护城河环绕着水城。城围港、水绕城，这正是备倭城布局巧妙、结构独特之处，不愧为中国古代军港的楷模之作。
“在大规模开展海防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登州海军也对倭寇来犯进行了猛烈抵抗。也正是由于这种抗争，当时倭患猖獗气焰主要在东南沿海，登州海域并不是最为严重。”王晓楠说，而在东南沿海开展轰轰烈烈抗倭斗争的将领却和蓬莱水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晓楠所说的将领正是因抗倭斗争而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戚继光少时便在水城耳濡目染水军抗倭，17岁时，承袭登州卫指挥佥事，逐渐显示出军事指挥才能，26岁，受命于国家危难之时，升为山东备倭都指挥佥事。他在登州整顿卫所、变更吏治、编练营哨、严明军纪、修造器械、组建民兵，使登州防区成为当时沿海防线上最为牢固的防区。山东倭患也相对较轻。后来，戚继光被调往东南沿海，在福建海域领导了历史上著名的抗倭斗争。
清朝初期，登州港仍是中国北方主要的军事基地，驻扎着一定规模的军队。虽然军队数量不及明朝，但是军事设施和装备有所加强。直至清朝后期，按照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山东开放的通商口岸原是作为“登州府城口”的登州港，虽然最终因多方面因素被烟台港取代。登州古港也开始流入了历史尘埃。
如今的登州古港已淡出人们的记忆，变身美丽水域的蓬莱水城牵手蓬莱阁成为了5A级旅游景区，更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蓬莱水城，在和平的年代里，向千万游人述说着中华民族不屈的历史，昭示着中华民族永恒的财富。
——蓬莱水城:从千年古港到人间仙境的历史传奇
